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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居简介

座落在北京阜成门宫门口西边的一个极普通的小四合院，是鲁迅在北京生活十四年中，最后两年的住所——在北京住过的四处之一——西三条21号故居。每到春天，小院内丁香、黄刺梅、榆叶梅、碧桃，纷纷开放。白的、紫的、黄的、红的，竞相争艳，芬芳扑鼻。幽美的庭院，给人以恬静，给人以清心。在这小小的院落里，不仅留下了这位伟大文学家的足迹，更记载了他不朽的业绩。

1912年5月，鲁迅随临时政府教育部从南京迁来北京，最初住在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绍兴县馆”，在这里住了七年半，开始了他创作的生涯，而且是“一发而不可收”，写下了许多不朽的作品，著名的《狂人日记》、《孔乙己》、《药》、《明天》、《一件小事》等脍炙人口的小说，都是在这里写成的；1919年，鲁迅在绍兴老家合族共居的老房卖掉了，他用分得的款购置了新街口公用库八道湾11号一所院落宽敞的房子，并迁此居住。同年12月，又将在绍兴的母亲、朱安夫人和周建人及其家属等都接来北京，全家住进八道湾。鲁迅在这里居住的三年多时间里，曾接待盲诗人爱罗先珂，并发表了著名的《阿Q正传》、《风波》、《故乡》、《社戏》，翻译了《爱罗先珂童话集》等一百多篇译作。直到1923年8月因与周作人夫妇的矛盾尖锐化，被迫迁出八道湾，租了西四砖塔胡同61号内的三间北房。这里房屋窄小，环境嘈杂，但在这里鲁迅仍写了《祝福》、《在酒楼上》、《幸福的家庭》等，以及《娜拉走后怎样》、《未有天才之前》等十多篇著名的小说及论文。为了寻找一个安定的环境，也为了使母亲搬出八道湾的要求能实现，鲁迅带病跑遍了宣武门、西直门、德胜门、阜成门等十几处地方看屋。1923年12月，在许寿裳、齐寿山等朋友的帮助下，借钱买下了宫门口西三条21号六间旧房。由于房子太破无法居住，鲁迅又亲手操办了这所房子的改建工程，现在还保留了鲁迅当年为改建房屋亲手绘制的房屋设计图和鲁迅亲笔记下的修建工人付款折，以及当年购买修缮材料的票据等。从1923年10月30日确定购买此房，到1924年5月修建完成，鲁迅整整忙了大半年。从房屋设计到拟订《做法清单》，从请瓦工、木工、油漆工，到“看卸灰”，“买玻璃”都是自己经手办的。这一方面是为了保住房屋的质量，同时更主要的是为了节省开支。当年鲁迅为修建此房所欠的款，直到1926年8月收到厦门大学付给的薪金后才还清。

鲁迅于1925年5月25日迁此居住。西三条地处阜成门城墙边，是北京比较穷苦的居民区，附近有一座大庙，当年居住的都是一些拉人力车、赶骡车的贫苦老百姓。这里雨天道路泥泞，夜晚胡同里很黑，仅在胡同的尽头有一盏小小的油灯。鲁迅就住在这贫苦的居民区里。

进了狭窄的西三条胡同，再走上几十米，就到了21号。呈现眼前的是一扇黑漆大门，进门走过门道，向左拐是两扇绿色的小门，跨过二道门，眼前是一个小小的四合院，南房三间，北房四间，东西各一间小厢房。再往里走，穿过一截小过道，后面还有一个十多米见方的小院。前院的三株丁香树和后院的黄刺梅是1925年4月5日鲁迅请云松阁的花匠种植的。(当年在后院还种了榆叶梅、碧桃、花椒等树，后来都枯死了，现在有的已是建馆后补种的了)60多个年头过去了，丁香已长成枝叶茂密、花叶丛生的大树了。灰色的砖墙，朱红色的窗棂与这郁郁葱葱的绿叶相映衬，使这小院充满了活力和生机。

故居布局

南房是鲁迅的会客室兼藏书室。进入南房给人的第一个印象是朴素、典雅、书箱林立。全室用槅扇分成内外两间。外间是会客室，临窗放着两把籐椅，东边放着两把大的木方椅，靠南墙是两个大书柜，当年这里面满满地放着鲁迅收藏的各种期刊。屋里最多的就是书箱，里间与外间叠放了30多个。这些书箱叠起来是书柜，分开又是一个个箱子。它们跟随鲁迅多年，其中有的是鲁迅在绍兴家乡时，请木匠做的，后来搬家带来北京的，也有的是在厦门和上海时购置的。鲁迅的各种藏书就放在这种箱子里。1931年鲁迅托宋紫佩将上海的八箱书运回北京，鲁迅逝世后许广平将鲁迅藏书运回北京，都用它装的。在一些装中文书的书箱上，还留有鲁迅亲笔写的编号，每个箱上的“中”字都形态各异。靠窗还放着一个三角几，上面放着几件鲁迅心爱的物件。一为“君子”砖，1924年9月10日的《鲁迅日记》曾记有:“齐寿山为从肃宁人家觅得‘君子’砖一块，阙角不损字”，9月29日又记“以六元买成。”此为汉砖，出河北省肃宁县。鲁迅曾亲自将它拓数份，除分送友人外，还将它收入自己编的《俟堂专文杂集》一书中。一为北齐“翟煞鬼墓记”石，系1918年4 月14日鲁迅从琉璃厂以20元购得，并在日记上记载了这方墓记石的流传经过:“云是福山王氏旧物，后归浭阳端氏，今复散出。”此石原为金石收藏家王懿荣(山东福山人)所藏，后为收藏家满洲正白旗人军阀端方所得。端方死后复又散出，鲁迅得以收购。鲁迅对中国历代石刻是很有研究的，收集了近六千种石刻拓片，抄录并辑校了一千多种石刻碑文，并重新编定了《寰宇贞石图》；还花了好多精力，收集汉画像，并从中研究美术、研究历史，研究中国古代文字。这应当是鲁迅除文学以外的另一方面的成就。

南屋中引人注目的是一张挂在东墙上的鲁迅炭画像。这是青年画家陶元庆的作品。鲁迅极为喜爱。1926年5月3日，鲁迅收到陶元庆从台州寄来的这张画后，即将它挂在这里，并写信称赞说:“我觉得画得很好，我很感谢。”陶元庆是一位很有造诣的画家，他在封面设计上也是颇有成就的。鲁迅的《彷徨》、《坟》、《朝花夕拾》，以及翻译作品中的《出了象牙之塔》、《苦闷的象征》等书的封面均是他的创作。南房里间是小客房，为接待来访的朋友而准备的。当年许广平在受到学校迫害时，也曾来此居住过。

东厢房是当时女工住的地方，西厢房是当时的厨房。

北房正面三间，东头的一间，是鲁迅母亲鲁瑞的住室。屋内陈设简单，但颇富有江浙风味，一个三面均有床栏的精致的大木床，据说是鲁母从绍兴老家带出来的。1943年老太太去世后，给了周作人家，以后又被散出。1986年博物馆才从一住户家中找到，并将它放还鲁母的住室，恢复原样。木床上用的蓝粗布被单和蓝花麻布帐，也颇带绍兴农村的乡土气息。屋角一张籐躺椅，是鲁迅经常坐的地方。鲁迅十分敬爱母亲，每当晚饭后或工余时，他总要坐在这里和母亲谈心。北房正中的一间，是全家人吃饭和洗脸的地方，屋内右侧放着方桌和洗脸架，洗脸架下放一铁筒，是提水用的。进门处有一柳条箱，那是鲁迅放换洗衣服的地方。靠鲁母住房的东边槅扇上，挂着一幅画像，那是鲁迅四弟椿寿的画像，说起这幅画像，还有一段小故事。椿寿四岁时因患肺炎，无法医治，不幸去世了，母亲非常想念，为安慰母亲，特地请绍兴有名的画家叶雨香给四弟画个像，但人已死，无所依据，周作人对画家说:就照我这个样子吧!”因此这幅画像，身子像小孩，脸部却像十几岁时的周作人。这幅画在他母亲身边一直挂了四十五年。

北房的西屋是鲁迅的原配夫人朱安的住室。房间陈设极为简单。一张四尺竹床，一幅麻布帐，靠墙一个大立黑柜。鲁迅曾说，她是“母亲送给他的一件礼物。”由于没有爱情，没有共同的语言，几十年他们仅只是相敬如宾，名义上的夫妻而已。但这位朱夫人却是周家在这座房子里居住最长的主人。

关于老虎尾巴

三间北房后面接出一间，由于是拖在后面的，活像一条尾巴，人们称它为“老虎尾巴”，鲁迅自己称它为“灰棚”，并说:“这是房子中最便宜的一种。”鲁迅也曾带讽刺意味的称它为“绿林书屋”，这是为反击当时诬蔑他为“学匪”的人。老虎尾巴是一间仅有八平米的斗室，鲁迅的工作室兼卧室就在这里。进入老虎尾巴，迎面看见的是北墙上的两扇大玻璃窗，东壁下放着一个三屉桌。这是鲁迅精心设计的，不只是为了经济，还考虑到采光。他曾说:“北窗的光上下午没有什么变化”，“开北窗在东壁下的桌子，上午、下午都可以写作、阅读，不至损害目力。其次是可以从窗口眺望后面园子里的景物。”

“老虎尾巴”室内各种陈设均保持了鲁迅生活时的原样，十分简单而紧凑。桌子靠南是一个书架，里面放着茶叶罐、点心盒、花生筒等等。书架前挂一棉织物，从质地和图案看，也是十分古老和陈旧的，书桌北面是一个白皮箱，当年上面总是堆着各种书刊。西壁下是两把椅子和两个茶几。一个茶几上放着石刺猬头。这刺猬头造型极为奇特，它是坐在一个莲花上的，估计可能是一个佛像改制的，因为刺猬是不会坐莲花的。这石刺猬是用来压碑帖拓片和修整过的书刊的。三屉桌前放着一张磨得发光的籐椅，桌上放着鲁迅用的茶杯、烟缸、笔架、笔筒、钟等物件。书桌左角立着一盏不大的煤油灯。在那个年代，这盏煤油灯伴随着他度过了多少不眠之夜。在宁静的夜晚，鲁迅坐在桌前，煤油灯发出闪闪的微光，“后窗的玻璃上丁丁地响，还有许多飞虫乱撞。”夜深了，有时还会出现“哇的一声，夜游的恶鸟飞过了。”鲁迅就在这里，在这盏煤油灯昏暗的灯光下，用他那支金不换的毛笔，写下了《野草》、《华盖集》的全部及《华盖集续编》、《彷徨》、《朝花夕拾》、《坟》中的部分文章以及翻译作品等二百余篇译作。鲁迅经常是写作到深夜，或稍事休息后，再起来写，直到天明。工作到疲倦时，就靠在藤椅上歇一歇。此时，鲁迅在《秋夜》一文中描绘的景色，就出现在眼前:“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的著名散文诗句。只可惜，那因《秋夜》而闻名的枣树，早已枯死，建馆后，虽经补种，而1981年博物馆扩建时，又被移走。“老虎尾巴”书桌的右角，放着一圤砖砚，砖砚上下均镶有紫檀木板。砖上刻着“大同十一年”的字样，另两边刻有花纹，系南朝梁武帝大同十一年(公元545年)的古砖。出土于浙江嵊县，鲁迅约得于1918年，曾亲自将砖文拓出，亦收入他所编的《俟堂专文杂集》中，并在目录中注:“已制为砚，商契衡持来，盖剡中物。”在该书《题记》中还说到，1924年8月因与周作人夫妇发生矛盾，被迫迁出八道湾时“孑身逭遁，止携大同十一年者一枚出。”所说“大同十一年者”，即指此砖砚。可见鲁迅对它的珍爱。

在这小小的“老虎尾巴”里，可以看见鲁迅当年在北京时的生活缩影。北窗下，两条长櫈搭上两块木板的床，垫的和盖的都很薄，冬天“老虎尾巴”里也不单独生火，是和中间吃饭的屋子共用一个炉子。鲁迅曾经说过:“一个独身的生活，决不能常往安逸方面着想的，岂但我不穿棉裤而已，你看我的棉被，也是多少年没有换的老棉花，我不愿意换。你再看我的铺板，我从来不愿意换籐绷或棕绷。我也从来不愿意换厚褥子。生活太安逸了，工作就被生活所累了。”鲁迅正是这样，简朴的生活，勤奋忘我的工作，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息，他确“像一只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牛奶，血。”

在“老虎尾巴”这极普通的“灰棚”里，每件器物虽是极平常的，但都有它极不平凡的经历。

鲁迅床上的一对枕头，上面绣着色彩鲜艳的图案，一个上面有“卧游”二字，一个上面有“安睡”二字。这是许广平做为鲁迅的学生时，所亲手缝制的。这之中蕴育着他们爱情的萌芽。

床下放着一个竹编的网篮，看上去是个极不起眼的普通家庭用具，但它却曾伴随着鲁迅渡过了许多不平凡的战斗的日日夜夜。鲁迅在这里居住的时候，正是中国处于封建军阀的统治和帝国主义侵略的风云变幻的年代，经历了女师大事件、“五卅”、“三一八”惨案的时期。这是一场与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展开的血的鏖战。鲁迅自始至终站在学生一边，站在广大人民一边。在女师大事件中，他支持学生向代表段祺瑞政府的教育总长和女师大校长进行斗争。在学校被封以后，他支持学生另立校舍，并为他们义务教课。“三一八”惨案发生以后，鲁迅目睹了反动派的凶惨，写下了《无花的蔷薇之二》、《死地》、《可惨与可笑》、《纪念刘和珍君》等文，声讨凶残的杀人者，痛斥北洋军阀的暴行，指出:“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出更大的利息”。鲁迅正义的行动，必然招来反动派对他的迫害，被秘密列入段祺瑞政府通缉的50人黑名单之中。因此，鲁迅被迫出家避难，他先后在锦什坊街“莽原社”、山本医院、德国医院、法国医院等处避居。开始是装病人，假吃药，后来呆不下去了，只得住进医院的一间堆积房和一个木匠房等地去躲了若干日。夜间在水泥地上睡觉，白天用面包和罐头食品充饥。然而鲁迅在这流亡失所的亡命生活中’工作也不稍懈。他在《朝花夕拾》的《小引》中所记的文章写作地点，就是很好的说明。文中说:“前两篇写于北京寓所的东壁下，中三篇是流离中所作，地方是医院和木匠房。”这中三篇是指《二十四孝图》、《五猖会》、《无常》。鲁迅在避难的恶劣环境中仍坚持写作。而这“老虎尾巴”床下的网篮，就是他几次出走时，装日用杂物的用具。因此它成了鲁迅患难中的“伙伴”。

在“老虎尾巴”东壁挂着一张三寸的小照片，照片上是一位戴眼镜、脸部消瘦，留着“八”字胡的先生，照片背面写着“惜别，谨呈周树人，藤野”。这就是1904年在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教鲁迅解剖学的教授藤野严九郎老师。鲁迅极为怀念这位老师，曾写《藤野先生》一文，文中写到:“在我所认为的我师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还写到:“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支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鲁迅极为珍爱藤野先生为他仔细修改的解剖学笔记，将它“作为永久的纪念”，鲁迅在文章中说:“不幸七年前迁居的时候，中途毁坏了一口书箱，失去了半箱书，恰巧这讲义也遗失在内了”。而可庆幸的是，解放后，在鲁迅的家乡被发现，它不只了却了一件鲁迅的心事，也成了记   在“老虎尾巴”东壁上的另一边，挂着一幅素描，画面上题“五个警察一个○”，还有一行小字:“十四年初夕日见到的”，画面是五个警察拖着一个带小孩的孕妇。地点是施粥棚前，原因仅仅是这个孕妇给她孩子讨了一碗粥，还想再给自己讨一碗，因而横遭五个警察殴打。1926年6月鲁迅从司徒乔画展上选中，买来后即挂在这里。作者司徒乔在《鲁迅先生买去的画》一文中说:“这幅画，艺术造谐是丝毫也不值得鲁迅先生重视的，他买它无非是因为画中记录的恰巧是他最憎恶的事，是人吃人的社会的缩影，虽然是十分简单而粗糙的缩影。在别人也许完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而关心人在疾苦和熟悉人民生活的鲁迅先生，却一眼就看了出来，而且拿来置于座旁。”这反映了鲁迅鲜明的爱与憎，和对贫苦人民的感情。

“老虎尾巴”西墙上，除挂了一幅水粉风景画和孙福熙所作《山野缀石》封面画外，引人注目的是一幅对联:“望崦嵫而勿迫，恐鹈鴂之先鸣”。这是鲁迅自己集《离骚》句，特请一位善长书法的教育部同事乔大壮书写的。在1924年9月8日的日记上还记有:“自集《离骚》句为联，托乔大壮写之。”这是别有一番含意的。是自勉，也是自律，从中正反映了鲁迅的人生哲学:珍惜时间，奋斗不息。鲁迅的一生正是遵循了这种精神。直到他临终前的一个月，还要求自己“要赶快做”。鲁迅是以他不懈的努力，为我们、为子孙后代留下了一大批极为宝贵的文化遗产。

故居沿革

鲁迅在事业上，从不松懈，并要求自己”要赶快做”，同时他又是利用一切时间和广大青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的。1924年鲁迅在这里居住期间，一方面在教育部工作，同时又在八个大专学校任教。他关心着青年的成长，和青年们来往极为密切。他说:“我早就希望中国青年站出来，对于中国社会文明都毫无顾忌地加以批评。”因此在北京时期间，他指导青年编辑出版了《莽原》、《未名》和《语丝》等刊物，还满腔热忱地接待来访的大批青年。据一些老同志回忆，当时小小的老虎尾巴，经常是挤得满满的，笑语喧哗，谈思想，论时事，研究书刊，议论创作，这间小小的老虎尾巴，被弄得烟气腾腾的。鲁迅还经常准备一些花生米和点心，招待来访者。至今书架里仍保留着鲁迅当年用过的花生筒和点心盒。据鲁迅的一些学生回忆，有时来访是事先联系好的，他们下课后，从沙滩步行到西三条。王冶秋同志曾生动的叙述了这一景况:“当时的西三条胡同晚上几乎是没有灯光的，道路也很不平，他们摸到21号，轻轻地拍着门上的铜片，女工出来开门的时候，鲁迅先生已经从北屋拿着油灯站在院里等着了”。而当谈到夜深时，鲁迅总是拿着那盏煤油灯，送他们到大门外，看他们远去了，才回来。鲁迅这种对青年的至诚至爱的精神，给许多的年轻人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并以此鼓舞自己在实际斗争中奋发向前，从而走上革命的道路。

1929年5月和1932年11月，鲁迅两次回家看望母亲，都住在这里。当时，鲁迅来京的消息，在北京青年中引起极大的震动，广大青年空前热烈地欢迎鲁迅。著名的“北平五讲”就是鲁迅在北大、师大、燕京、辅仁等大学的讲演。特别是在师范大学的一次讲演，由于听众来得多，事先准备的能容纳一千多人的风雨操场，仍容不下。在群众的要求下，临时搬到露天广场，鲁迅站在方桌上，迎着刺骨的寒风，为青年讲演，讲题是《再论第三种人》，听众达二千多人。在那黑暗统治的年代里，鲁迅确象一盏明灯，为青年指引着前进的方向。而广大青年，由衷的把鲁迅当成他们的良师、益友。

北京西三条21号故居能够完好的保存下来，成为今天的人们瞻仰鲁迅的一个有纪念意义的旧址，是经历了一番艰苦的斗争的。1936年10月鲁迅在上海逝世。1943年4月，鲁迅母亲在这所故居逝世。此时只有朱安夫人独自看守故居。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北平是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的笼罩之下，军警到处抓人，空气十分紧张，鲁迅故居和故居中的大批文物，随时都有遭到敌人破坏的可能。这曾引起一切关心鲁迅故居和鲁迅文物的人士的忧虑。当时我们党通过地下关系展开了一场保护鲁迅故居的斗争。以王冶秋、徐盈、刘清扬、吴昱恒等为主的地下工作者，团结了鲁迅的家属和一些热爱鲁迅的群众，采取了一些巧妙的办法，保护了故居的安全。最初是王冶秋和徐盈同志，假借孙连仲集团军的名义，贴出布告，将鲁迅故居列为军队征用的民房，将它“管”起来。但1947年6月朱安夫人去世以后，情况更加复杂了。一方面是八道湾鲁迅的亲属要强行搬走故居器物；一方面是形势更加恶劣，敌人的破坏活动也更加猖狂。为此刘清扬和徐盈、吴昱恒秘密取得联系，商量对策。他们首先征得在上海的许广平同意，除将故居内的文物一一封存外，并利用吴昱恒在旧法院的便利条件，将鲁迅故居以公开的形式查封起来，在大门口贴上地方法院的封条和大布告。在院内的南房和北房门口及各种器物上均贴上地方法院的各种封条，用他们的话说，叫“假执行”。就这样把西三条鲁迅故居完整的保护起来了，直到北平的解放。今天当我们漫步在故居的庭院，当我们亲眼看见鲁迅当年生活过的故居的原貌时，请不要忘记在中国最黑暗的年代里，曾经有这样一些不惜一切为保护鲁迅故居而赴汤滔火的人们。

1949年1月北平一解放，军管会文物部王冶秋同志立即派人查看和接管故居，并筹备恢复故居原状。1949年10月，鲁迅逝世十三周年纪念日，故居正式开放接待参观。1950年3月，许广平将西三条鲁迅故居及故居内全部文物捐献给国家。1950年，王冶秋同志曾打报告给毛泽东主席，请他为“鲁迅故居”题名，当时毛主席曾批示“请郭老写”。“鲁迅故居”四个字，即为郭老所题。

1950年5月22日，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专程参观鲁迅故居。看过“老虎尾巴”以后，他感慨的说:“鲁迅的生活真是简朴啊!”当工作人员说，鲁迅故居比起一些高门大院是显得小一些时，总理语重心长的说“小——价值可不小”,建国以后，鲁迅故居进行过多次维修。1980年又进行了一次大修，保护并恢复了故居的原貌。故居开放30多年来，共接待各界观众430多万人次，成为北京纪念鲁迅的重要遗址。1979年被批准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