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章书院的地位体现有多位大师讲学(主持讲学或兼职讲学)和朝廷对书院的重视程度上。
豫章书院没有像白鹿洞书院那样知名的理学大师朱熹主持讲学,但其肇基者罗从彦却是朱熹敬重的祖师爷。罗从彦师从二程嫡传弟子杨时,而朱熹的父亲朱松和李侗皆师从罗从彦,而朱熹又遵父命师从李侗。朱熹对祖师爷可谓赞美有加,他曾说:“龟山(杨时)倡导东南,游其门者甚众,然潜思力学,但仲素先生(罗从彦)一人而已。”豫章书院以罗从彦为二程第二代弟子而引以为豪,朱熹亦以与祖师爷的特殊师承关系而继续前行。
朱熹虽然不是在豫章书院主持讲学,但淳熙年间其亦多次亲临讲学,同时其“论敌”、心学创始人陆九渊亦当仁不让,多次前往宣扬自己的学术思想。
这种“君子和而不同”的共存现象对豫章书院产生了持续而深远的影响。再加上当时宰相、朱熹好友、理学名流赵汝愚的多次莅临讲学,更使豫章书院蓬荜生辉。多位重量级人物的多次讲学,促进了豫章书院学术和教学的繁荣昌盛,成就了其与白鹿洞书院、鹅湖书院、白鹭洲书院齐名的省内著名书院。
明朝王阳明(今南昌有阳明路纪念之)是心学的最为重要的继承和发展者,为了传播心学,他亦多次在豫章书院讲学,其时推崇王阳明心学的罗洪先、邹守益相继在豫章书院讲学或任山长,培养了科举盛行背景下的大批有用人才,创造了继南宋后豫章书院的再次辉煌。南昌一著名采茶戏《方卿》即佐证了豫章书院在当时江西人心目中的重要作用和崇高地位。
豫章书院源于江西豫章罗氏,汉惠帝时大农令罗珠奉守九江郡,郡人张交献地,乃与灌侯筑新城,并在沟内手植豫章树,豫章郡因此而得名。豫章书院相传为南昌罗氏后人,为纪念罗氏理学家罗从彦,弘扬儒道而建。
因罗氏郡王豫章,故以堂号命名之。在其他地区“豫章书院”者,也皆为豫章罗氏后人所建,如广州豫章书院、福建宁化豫章书院等,形成极具罗氏特色的“书院文化”。
各地罗氏聚居地“豫章祠堂”林立,理学家声远,豫章世泽长,形成独特的、统一的“宗祠文化”。清康熙皇帝赐匾:“章水文渊”,历代帝王褒励,获得崇高的殊荣。
后与庐山白鹿洞书院、吉安白鹭洲书院、铅山鹅湖书院齐名,并称为“江西四大书院”。
豫章书院创建于南宋时期,当时在朱熹理学的影响下,这里成为江西地区传播朱程之学的基地。元明两朝书院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元朝,因元统治者将理学作为治国安民之道,对书院采取了提倡、扶植和加强控制的政策,此阶段,豫章书院和全国其他书院一样得到一定的发展。
明朝初年,明统治者对书院采取的是不支持不禁止的政策,书院处于停滞状态。明万历年间,因为政府的禁书院政策而一度被迫停办。后来江西巡抚凌云翼、潘季训修葺后改祀宋元明诸儒,称“豫章二十四先生祠”。
书院在清朝初期恢复了当初的办学规模,招生对象不再局限于南昌府辖地,开始选拔江西各府、州、县、厅学之生员俊秀者入学。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改名为“理学名贤祠”。康熙三十一年(1692)巡抚马如龙重建,聘南昌进士熊飞渭为山长,选江西各府、州、县、厅学之生员俊秀者入学。五十六年(1717)官方再次重建,而且布局有所不同,右为讲堂,左为祠堂,面向全省选拔数百名学子读书其中;第二年(1718),康熙皇帝御书“章水文渊”四字门额赐予书院,使书院进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
其后的雍正、乾隆也对书院予以了充分的重视。江西巡抚陈宏谋与郝硕则从院规与院舍两方面下了较大的功夫。
由于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以及政府的重视,豫章书院在清中叶发展到达顶峰:名师云集、藏书丰厚,成为当时全国闻名遐迩的大型书院之一。
道光(1821—1850)及同治(1862—1874)时期,豫章书院在规模与藏书量方面得到了继续扩展。
晚清,受西学东渐观念的影响,光绪(1875—1908)初,一度改为举人书院,名曰“孝廉堂”,堂称“孝廉书院”,并立有《孝廉书院碑记》,光绪二十八年(1902)改为“江西省大学堂”。
1949年以后,一度改作南昌大学工学院、洪都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