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多舛的钢铁企业改革的大幕慢慢落下,宝武合并以武钢退市、宝钢存续而告终;中钢集团债转股方案获批;东北特钢则难逃破产的命运,开启此轮国企改革钢企破产先河,表明了国家对改革的力度和决心,一些僵尸企业难逃被淘汰的命运。下面为大家分析下当前我国钢铁企业改革的方式和钢铁行业的发展现状。
1、产能分散
“分散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据工信部统计,在100万吨以上的钢铁业联合企业有305家,平均一个省10家,全世界没有产能这么分散的状况。如果把凡是和钢铁有关系的企业加起来是2000多家,产能分散非常严重。”李若谷说。行业集中度低,产业布局分散,滋长了企业间的恶性竞争和个别地方政府的保护主义,并带来环保问题,在客观上对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上的垄断与投机,干扰我国物价稳定起到了负面的作用,同时降低了行业的平均利润率,对国民经济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尽管近期价格有所回升,但中国钢铁市场的主体格局不发生改变,行业间的恶性竞争就不会消除,去产能也很难推进。
2、产能过剩
目前我国粗钢产能约为12亿吨,按照2015年产量测算产能利用率不足67%,受发展惯性及前期新建产能逐步释放影响,产能仍有可能进一步增加。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单位GDP对钢材的消费强度将会进一步下降,在今后较长一段时间,消费量将结束持续上升的趋势,总体进入下降通道,产能、产量、需求严重失衡的矛盾更加突出。
3、融资难
钢铁企业融资难、历史包袱重、富余人员分流安置面临压力等问题依旧尚未解决。企业普遍反映,目前融资面临着不予增量、续贷困难、涨息、抽贷、发债受阻等问题,银行贷款规模的收缩比例为10%或20%。并且,银行对于钢铁企业融资“一刀切”和“切一刀”的现象并存,即便是优质企业也很难从银行渠道获取资金,资金紧张的状况尤为严重。
4、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
我国钢材市场北材南运的问题仍然突出。2015年,会员企业钢材产量中华北和东北地区产量占比48.4%,而当地消费量不足26.4%,而华东和中南地区是钢材净流入地区。同时,品种结构性问题更加突出。去年12月末板材价格指数降至56.79点,同比下降33.27%,长材价格指数56.92点,同比下降31.18%,板材价格降幅大于长材,说明板材产能、产量过剩也较突出。
5、企业退出机制尚未建立,企业退出难
近两年出现了亏损严重的企业一度停产,有的企业想退出,但是企业退出通道没有打通,退出机制没有建立,退出政策仍然缺失,有些地方政府出于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考虑,仍要求企业维持生产;有的企业资金链已断裂,成为了“僵尸企业”,仍然退不出去。
产能过剩大背景下,中国钢铁企业“散小乱弱”的现状带来的恶性竞争等问题日益暴露,行业整合已迫在眉睫。 2016年9月19日,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主办的以“化解过剩产能的思路与出路”为主题的“经济每月谈”上,国务院发布了主要针对钢铁行业兼并重组的46号文件——《关于推进钢铁产业兼并重组处置僵尸企业的指导意见》 , 从《指导意见》显示,国务院将系统地推进钢铁产业开展大范围的兼并重组,目标到2025年,六成以上产量有可能集中在十家集团,为此将分三步走来推动钢铁行业的重组,而继“宝武”重组之后,“鞍本”的实质性重组也将在年内被提上日程。
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底,中国钢铁行业负债规模已达4.37万亿元,资产负债率达66.70%。钢铁行业处于冰冻之期,债务问题引发的企业难以为继、债务违约等问题进入集中爆发期。因为钢铁企业主要是依靠贷款迅速扩张产能,而产能投产季又面临行业产能过剩、利润下滑的困境,最终酿成债务违约;2015年10月,“10中钢债”实质性违约,成为首家发生债券违约的钢铁央企。2016年3月27日,东北特钢短期融资券“15东特钢CP001”未能按期兑付本息,构成实质性违约。债券违约、进入破产重组或债转股成了这些风险企业的“常规剧本”,而高资产负债率是其共同特征。
第一,企业实施债务重组,包括债转股、债务延期等方式;第二,实施破产清算;第三,企业通过抵押资产、担保、借债等方式再融资。从对经济的影响来看,债转股对于经济的冲击小于企业的破产清算。破产清算对经济的冲击较大,从政府角度而言,更倾向于对企业实施债转股。”姜克指出。统计数据显示,有财产担保的债权较股权具有更高的清偿率,同时债务重组方式下债权人债务得到清偿率较破产清算方式更高。在上市公司样本中,有财产担保的债权平均清偿率为71.07%,显著高于股票的清偿率。包括债转股在内的债务重组的平均清偿率为30.02%,而破产清算的普通债权平均清偿率仅为14.01%。
债转股,顾名思义即是将债权转化为股权,是一种债务重组,也是处置不良资产的常用方式之一。债转股使得企业的债务减少,注册资本增加,原债权人不再对企业享有债权,而是成为企业的股东。债转股的主要作用有二:一是降低银行不良贷款率;二是帮助企业去杠杆,减轻经营压力。
中钢集团债转股方案已经获批,近300亿元金融债务实施债转股,成为此次市场化债转股的首家钢企。渤钢集团也在积极争取债转股,新的方案也已出台,600亿元债务或将实现债转股。虽然渤钢集团的靠山是天津国资委,但实力比辽宁国资委大了不少,但是债权人也很难接受。钢铁专家许中波就表示,渤钢集团运营成本高,天津国资委还是有能力通过债转股避免它会轰然倒下,带来社会压力和银行坏账的压力。
钢铁行业如果开启债转股,究竟是福还是祸?很多钢铁业内人士对债转股在钢铁行业内的操作疑虑重重。冶金工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郑玉春表示,钢铁行业如果债转股,那跟之前的去产能政策就相违背。“产能过剩就必须要把不必要的出清,但这些企业往往是很困难的企业,债转股对象往往就是这些企业,经营不下去了地方政府压力很大,但如果企业都去搞债转股不去搞去产能了,那对行业健康就没有什么好处了”。债转股对大多数钢铁企业来说只不过把这种风险往后延一延,现在一种说法叫时间换空间,我想很难换出这个空间来”。更好的办法是“长痛不如短痛,能核销的就核销,该破产的要依法破产,承认现实”。
2016年9月19日,由多家债券银行组成的东北特钢债委会召开会议,相关负责人通报辽宁省政府已经确定东北特钢集团将进入破产程序,预计9月底之前出台破产重整方案。据了解,自2016年3月28日起,东北特钢先后已有8只债券未能按期足额偿付,违约规模共计55亿元,目前仍存续债券共4只,总额也超32亿元。在这样的巨额债务压力下,2016年7月20日,辽宁省政府提出了债转股方案,但遭到了债权人的反对,省政府这才决定启动破产程序。
“国务院正在全国层面推动一轮钢铁行业兼并重组、处置僵尸企业的系列动作,并发布了主要针对钢铁行业兼并重组的46号文件——《关于推进钢铁产业兼并重组处置僵尸企业的指导意见》 。迟京东表示,这一轮重组的目标是,到2025年,中国钢铁产业60%-70%的钢产量聚集在十家左右的大集团里面。“这些大的集团基本是3-4家八千万吨级的钢铁集团,6-8家四千万吨级的钢铁集团以及一些专业化的集团,比如无缝钢管、不锈钢等产品会形成一些专业化集团。”“指导意见管十年,分三步走,并初步确定了“三步走”的路线图。
迟京东表示,这一阶段的去产能是要把影响钢铁行业长远发展的产能出清,“不单纯是过剩的,包括无效的、已停产的,以及有可能将来恢复的,该出清的都要出清,2018年前以此为重点。”赵喜子表示,增加钢铁行业的市场集中度是钢铁行业多年来不变的课题。但由于产能过剩,钢企大多负担沉重,钢企缺乏联合重组的动力,而实践中,一些重组甚至出现了1+1小于2的双输局面。他认为,去产能为钢铁行业提升集中度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去产能以“瘦身”为基础的,三十到五十万吨产能的小钢企有可能整体死亡或被兼并,只有在此基础上,联合重组才会成为可能。
“从今年开始到2018年也不能说不完善这些政策,但有些政策可能留不出时间来,这主要集中在2018年-2020年左右,围绕兼并重组的政策进行完善。”迟京东称。一位发改委官员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正研究相关政策支持融资、资产管理公司参与处理破产重组或退出企业的债务,同时优化兼并重组的市场环境,比如给兼并主体以“三减两免”的税收优惠以及相应的融资政策,从而提升兼并重组主体的意愿。
实际上,工信部部长苗圩在多个场合强调,今后一段时间内将重点推动产能过剩产业重组、消除僵尸企业,这一过程中将积极推进破局性、战略性兼并重组,培育一批核心竞争力强的企业集团。
以“三步走”最终推进钢铁行业大规模的兼并重组,大背景是产能过剩。迟京东说:“在化解过剩产能的过程中,实现脱困升级才是钢铁行业的最终目标。如果只化解了过剩产能,而没能脱困升级,也是不成功的。”数据显示,我国大中型钢企利润从2007年1600多亿元的峰值水平,一路下降至2012年接近零值,再跌至2015年行业亏损600多亿元的罕见状态。而钢铁业的名义与实际投资,也在2014年和2015年连续两年出现投资负增长。然而,这不仅仅是“量”上的矛盾:钢的消费需求在达到峰值后也进入峰值平台区,与此同时,钢的生产能力已经形成,并不会自动消减。此外,产业的集中度过低和企业布局的不合理,也让行业雪上加霜。
“很多钢企建在不应布局的地方。下一步,结合兼并重组,也需进一步调整布局。”迟京东说,不应像过去,哪个地方需要钢铁就在哪个地方建钢铁厂。现在,需要考虑在哪里生产更好、哪里更有条件建厂。比如,沿海、沿长江的生产要素就比内陆更好。又如,一些钢厂建在省会城市等重要城市,也是非常不合理的布局。在省会城市的济钢很可能在明年关门,被日照新建的钢厂所替代。“一些内陆钢厂的生产规模可能要压缩,但是在沿海尤其是南部沿海的生产规模还会增加。”迟京东如是分析了未来钢铁产能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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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钢铁企业改革中,不管是重组合并成功、债转股获批,还是进入破产程序,钢铁行业依然面临很多挑战。但是,从当前的形势来看,毫无疑问,钢铁是大规模兼并重组的主战场。因此,未来每个钢铁企业在思考自身发展时,都要考虑一下“我和谁重组,谁和我重组,我跟谁优化,谁跟我优化”,而不是像过去那样,一心想着“上两个高炉、上两个转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