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获诺贝尔奖后在北京师范大学的演讲

以下为全文内容：

每次来北师大，心里面都感觉很惭愧，也很后悔，后悔当年没有认真学习。当我拿到教授证书的时候，心里的后悔感更加沉重。因为一个教授总是要开口说话，而且一开口说话总是要比学生高明。如果没有足够的知识储备，没有足够的学问修养，很可能被学生轰下台去。所以我这个教授起码几年之内是不敢讲课的。我要向同事认真学习。这个教授实际上也是我获得的北师大“入学”通知书。我希望借这个机会，在北师大能够认真地学一点东西，跟同学们平等地交流，从同学们那里汲取一些灵感和学问，这个机会对我非常重要。

我获得诺贝尔奖的消息传开以后，很多记者去医院采访当时住院的我的导师童庆炳先生，他在病床上谈了半个多小时。我从网上得到这个消息，当时心里非常感动。老师就是老师，学生就是学生。每当学生得到荣誉的时候，老师就“退”到后面去；学生遇到困难，老师则会挺身而出。

我这样说并不是随口说的，是有事实依据的。

当年，童老师把我从即将离开学校的道路上拽回来，让我拿到了北师大硕士的毕业证书。写毕业论文的时候，我感觉到困难重重。因为写小说和做论文不是一种学问，写小说我可以一天写一万字，而论文我写了两个月，才写了一千字，而且这一千字也未必符合论文的规范。最后我觉得快要放弃了，又是童老师说，“一定要把这个学位拿到。现在没有用，将来会有用。”后来我就“咬牙切齿”地继续坚持做我的论文，再后来童老师在我的论文中引经据典地加了很多内容。现在看来，童老师让我把这个硕士学位拿到手确实是正确的。因为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起，我在出版的书的扉页上印简历时，就一直“毫不客气”地印上“北师大文艺学硕士”。当然我也知道这是一个虚名，要真正达到硕士水平，还有待努力。今天我拿到这个教授聘书，就相当于拿到了“本科”的入学通知书，奋斗几年，争取达到“硕士”水平。

音乐作为一门艺术，非常抽象。在音乐的世界里，要悲切有悲切，要慷慨有慷慨，要激昂有激昂。它不需要翻译，而且弹性非常大，它是多解的。一个高兴的人可以从中听到让他高兴的音符，一个悲伤的人即使让他听一首欢快的乐曲也会听出眼泪。它的弹性非常大，诠释非常多，而且不同的年龄，不同的学养，不同阶段的人，都可以得到全新的解释。

我认为，好的文学也应该具有这样的品质。

好的文学不应该那么清澈透明，不应该只有一个准确的答案，应该有其丰富性、复杂性，甚至暧昧性，它让每一个读者都可以从中看到他、读到他自己，它也会让每一个读者随着时间、随着各方面的变化而从同一本书里读出不同的感受。我希望我能够写出具有这样最大弹性、最大模糊性的小说来，我不希望我的小说是一目了然的。我过去的写作一直在追求这样的艺术风格，但是迄今我还没有完全达到。

当然，这也涉及到做人的问题。我知道，我得奖以后围绕着我的做人问题网络上开了“锅”。我觉得我就是一个普通人，一个从农村出来的，至今身上还带着很土的泥巴味的这么一个会写点小说，会讲点故事的农民作家。如果一个人没有被人批评，这个人的价值也就大打折扣。一个人之所以被“千夫所指”，被很多人议论，就是因为他身上带着非常复杂的特质，比较丰富。所以我觉得我是一个比较丰富的人，我给很多人提供了“范本”，你们可以来解读我，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来“歪曲”我，或者正确地理解我，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思的。这让我看到了无数我自己看不到的侧面。

关于文学作品翻译的问题也很值得思考。我的小说被翻译成外文，但我写作的时候没有想过国外的读者，我写的时候想到的就是我自己，想到的读者也是我们中国的读者，谁会想到我的小说要给外国的读者来看？所以这又涉及到创作出发点的问题：作家到底为什么写作？为自己写作，还是为读者写作？如果是为读者写作，到底是为中国读者还是为外国读者？是不是为翻译家写作？

我认为，作家为谁写作都可以，就是不能为翻译家写作，尽管文学走向世界必须经过翻译家的翻译，必须经过他们创造性的劳动，但是作为一个作家在写作的时候如果想着翻译家，那势必使自己的艺术风格大打折扣，势必会为了翻译的方便而降低自己的写作难度，所以我坚决地说什么人都可以考虑，但千万别为翻译家考虑；什么人都不能忘记，但是一定要忘记翻译家。只有如此，才能写出具有个人风格、具有中国风格的小说来。

对于诺贝尔文学奖，我认为大家不要小题大做，因为不论我在高密、北京，还是瑞典，我的内心一直很平静，甚至有一点点歉疚，因为我深深地知道在全世界、在中国有许多好的作家，他们都有资格，甚至比我更有资格获得这个奖项，他们之所以没有获得这个奖项，是因为还没有到时候，或者说去年我的运气很好，本来是很多人有资格获得的这样一个奖项却落到了我这样一个人身上，我也觉得很惭愧。我也寄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的作家能再次登上诺贝尔文学奖的领奖台。

莫言在北京师范大学2017届本科生毕业典礼上的演讲

各位老师、同学们：

在26年之前，我也参加了一个北师大的毕业典礼。我们那个班是北京师范大学和中国作协合办的文学创作硕士研究生班。我在这个班学习了两年半，半年预科，两年正式学习。在我们毕业典礼上，学校领导一开始就说：“同学们，今天是人类历史上一个令人难忘的日子。”我们听了以后就感觉到这个领导有点大词小用了，太夸张了吧。我们五十个学生毕业竟变成了人类历史上一个难以忘记的日子。但是这个领导紧接着说：“同学们，海湾战争在两个小时以前爆发了。”这一天是1991年的1月17日。我对数字很不敏感，但我牢牢记住了毕业典礼的日子。因为在我们毕业前两个小时，海湾战争爆发了。

自从我们毕业到现在，已经是26年了。这26年来地球发生了巨大变化，人类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中国社会发生的变化更大，可以用翻天覆地来形容，丝毫都不为过。我们想一想，26年前，再对比一下今天，无论是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人的思想情感，以及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个细节，我们都感觉到恍若隔世。当然，1991年出生的孩子，是不知道我们当时生活的情景的。他们没法比较，但是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回头一想就感叹不已。所以我想未来，今后的26年或者今后更长一段时间之内，人类社会发生的变化还要巨大。我们中国的社会发生的变化，也会更加令人兴奋，激动不安。在这样一个不断变化的社会生活当中，我们怎么样去适应？同学们经过了四年大学紧张愉快的学习，即将离开校门，到广阔的社会生活的海洋里去游泳，到广阔的天空里去翱翔。相对而言，大学的生活是比较单纯的。我们的生活，甚至可以说是比较单调的。但是我们一旦毕业进入社会以后，面对我们的生活可能会非常复杂多样。我们每天所接触的人也会跟我们在学校接触的人大不一样。我们在学校接触的，基本都是有学问的人，老师有学问，同学们有学问，包括我们食堂的炊事员学问也很大。有的学校的炊事员都懂好几门外文。但进入社会以后，各种各样的人都会跟我们打交道。这里面肯定有很多好人，大部分都是好人，但是我们也会遇到很多令人不愉快的人，我们还会遇到很多不愉快的人带给我们不愉快的事。

所以我们要调整心态，尽快适应这个社会，在这个剧烈变化中，怎么样能尽快适应？我想还是有很多东西是辩证的关系。社会是千变万化的，但是有很多东西是永远不变的。我想这26年来，之所以取得了一点点成绩，有几个是不变的。

第一个，爱国之心是永远不能变的。我们生活在这个地方，成长在这个地方，进步在这个地方，我们跟祖国，跟这片土地的联系是须臾不可分割的，是血肉相连的。所以我们的基因里就有中华文明深刻的影响，我们的血脉里流通的也是炎黄子孙的血脉，所以爱国之心是我们做人处事的根本，永远要坚定不移。

第二点我想就是敬业之心不能变。这个敬业之心不能变，并不是说我们要做一个循规蹈矩的、老老实实的工作者，这一点当然很重要。敬业之心里也包含着创造，包含着创新，怎么样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第一流的、最杰出的成绩来，必定有创造、创新在起作用。所以很可能我们一毕业去一个很普通的岗位，我们去一个学校教书，我们去一个公司坐班，我们去一个机关当一个小公务员，这些工作都是非常平凡的，要求我们按部就班，按照别人的吩咐来做好工作，完成我们的任务。但是我想即便是在这样一个循规蹈矩、按部就班的工作程序里面，我们依然不要忘记母校给我们的创造力，给我们的创新精神，我们应该用更加优异的成绩，来改变我们的现状。我想敬业里包含着创新和创造，当然我们不可能每个人一出来，都成了老板，都成了比尔·盖茨，都成了马云，其实他们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他们也是一步步走过来的。假以时日，我们的同学们只要坚持敬业精神，保持师大赋予你们的创新精神和挑战的能力，我们一定能够做出令人刮目相看的成绩。

第三个不变我想就是诚信，这个做人的根本不能变。还有就是友善对人不能变。我讲这四个不变，实际上是我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里后面的八个字。同学们一定发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际也是指导我们走向社会的根本。做人如果不诚信，是不能长久的。别说是做大事，做小事也很难做好。如果没有友善之心，我们也不会有朋友，我们对别人不友善，换来的必定是别人对我们的不友善。将心比心，这是最朴素的辩证关系。

所以无论社会怎样变化，希望我们的同学们在未来的生活中，爱国之心永不变，敬业之心永不变，诚信之本用不变，友善对人永不变。

同学们，我希望我们今天这个日子，也能成为人类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日子。许多年之后，当你们站在领奖台上的时候，你们也许会回想起2017年6月22日那个毕业典礼的上午。许多年之后，当你们手牵着自己的孩子，在公园里漫步的时候，也许你会回想起2017年6月22日，在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典礼上的那个上午。再过许多年之后，当你们用小推车推着自己的孙子，摇晃着满头的白发在公园里散步的时候，你们会想起2017年6月22日在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典礼上的日子，所以这个日子是一个重要的日子，这个日子必将记载在人类历史的史册上，因为今天上午我们北京师范大学有2200名同学，光荣地毕业了。谢谢大家，祝贺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