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以来，首次有中国人走上这个以现代西方经济学奠基者的名字命名的国际顶尖讲坛。林毅夫没有意识到，数日后，在10月离任的前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法国人弗朗索瓦·布吉尼翁来电询问，是否愿意成为他的继任者？世行为挑选新的首席经济学家成立了一个小组，布吉尼翁是其中的成员，他并不是以个人身份发出邀请。

“我感到惊喜。”林毅夫说，“世行是最重要的国际发展机构，它的首席经济学家是经济学家在国际上最高的公共职务，一般是大师级的学者担任。我出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完全没有想过！”

这是一个不寻常的任命：62年以来，他是首位来自欧美国家之外的世行首席经济学家；而在30多年前，中国对世行的定义还是“美帝国主义操纵的经济侵略的工具”。

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34年之前，他还是台湾最有前途的军官林正谊，驻防在金门最前线。

1952年，林毅夫生于我国台湾省宜兰县。1975年，林毅夫以第二名的成绩毕业于陆军官校正期生44期步兵科，随即留校担任学生连排长，第二年考上国防公费台湾政治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1978年获政大企管硕士，随即返回军中。

由于林毅夫先后从军校和政治大学毕业，随后，他被派往金门，担任陆军上尉连长，负责接待外宾参观第一线连的任务。

1979年5月16日傍晚，上尉林正谊游过两千多米的台湾海峡，抵达对岸的厦门，更名为“林毅夫”。一位北大学生回忆，林毅夫有一次谈及当年时曾说，“当时有一种强烈的感觉——祖国的统一和民族复兴的希望在对岸。再待在台湾，内心不安。”

为了解中国社会生活，他就读北京大学经济学系，只是，当时的国内，只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现代经济学的引进，还要在几年之后，此时的林毅夫，还不知他将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

世行则在第二年来到中国。1980年中国恢复了在世行的席位，世行开始派遣官员到中国，为中国政府培训干部。人们回忆，长期与世隔绝之后，最初的中外交流颇为生涩：边际成本(marginal cost)被译成“零碎材料的成本”；而收支平衡点(break even point)则是“破碎了摸平的一点”。

了解一些西方经济学又通晓英文的林毅夫赢得了意外的礼物；他为到访北大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担任翻译，对他印象深刻的舒尔茨主动邀请他到美国留学。

1982－1986年，在盛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以自由主义和严谨的数理分析着称的芝加哥大学里，林毅夫“几乎四年没出校门”，从这个西方经济学的麦加开始了经济学家生涯。他的博士论文《中国的农村改革：理论与实证》被舒尔茨评价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之作。

1987年，放弃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教职和世行等多家国际机构的工作机会，林毅夫带着三十多箱英文资料回到中国，成为1978年后首位归国的经济学博士。

许多人为他惋惜——中国没有研究伙伴，没有讨论和交流，甚至资料都难以搜集，如何做研究？“我都知道。可研究是什么？就是要对不能解释的现象给出合理的解释。中国有的是这样的经济现象，这是最重要的。”林毅夫说，关于回来的决定，他“一点挣扎都没有”。

清华－布鲁金斯中心主任肖耿至今记得林当年的忠告，“做研究如同给木板钻孔，从薄处入手更容易有收获。”对中国经济学家而言，勿庸置疑，回到中国是理性选择——这里是“经济现象的金矿”，而1980年代的西方经济学界，少有人了解中国。

林毅夫失踪时，已是一个三岁儿子的父亲，妻子陈云英腹中又身怀六甲。

陈云英在一所中学里教授语文。一天下课回到家里，林毅夫给陈云英端来一杯开水，然后坐在她身边，一本正经地说：“如果我不见了，你可能要像王宝钏一样，苦守寒窑十八年……”陈云英以为只是一句玩笑话，没想到1979年5月16日夜里林毅夫真的突然不见了。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荣誉教授舒尔茨的邀请，让林毅夫于1982年，赴美留学。踏上美利坚国土地后，林毅夫立即通知在台湾的妻子来美国相见。

突然接到林毅夫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的消息，陈云英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本已通过了两个托福考试，准备赴美读硕士。当陈云英辗转赶到美国见到丈夫时，两人抱头痛哭。

夫妻两人在一起仅仅几天，却又要分别了。林毅夫在芝加哥大学读经济，陈云英则到华盛顿大学读教育，两地相距甚远，很难经常见面。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们的一双儿女，仍然留在台湾。半年后，一家4口终于在美国团聚了。

1987年，在耶鲁大学经济发展中心工作一年后，林毅夫突然回到了中国，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个从海外归国的经济学博士。同年的6月18日，陈云英在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后的第8天，也追随丈夫回到了北京。”

1981年夏天，有香港旧体制“设计师”之称的约翰·考波斯维特向身在美国的张五常传递信息：香港大学经济系主任一职不久将会空缺。张五常请教于终生的学术知己科斯，科斯建议他立即申请。科斯认为，张五常有两大优势，一是掌握最专业的经济知识，二是学过中文。更重要的，是科斯认定，中国要开放了。张五常说，他一生最成功的选择，便是1982年的这次。这一年，他决定离开经济学的重镇美国，回到香港。没有一个经济学者能拒绝1978年前后的中国。在1982年10月26日香港大学的就职演说上，张五常激情澎湃，要带领他的学生和同事做“时代弄潮儿”，因为“再也找不到比现在的中国更活力四射、生机盎然的经济学实验室了”。

1983年11月29日，受林行止之邀，张五常在《信报》开设专栏，开始了他的经济学传教士的生涯。他笔下的世界千奇百怪，从邓丽君、中国大酒店到铁饭碗与国企职工，从养鳟鱼、除夕夜香港街头卖金橘到两岸三地的关系、大陆的体制改革。一个百废待兴的实验室全方位进入他的视野，这是他展示才情最率真、最得心应手的黄金岁月。这些评论后来结集为《卖桔者言》和《中国的前途》。上个世纪80年代国内知识界和政策层流行的产权理论，几乎都源自张五常的这几本中文着作。

1982年的决定，为张五常赢得了一个历史性的机会，即长时间近距离观察两个相邻的、截然不同的经济体制，而这两个经济体制又是相同文化背景的人组成的。每次车过深圳罗湖海关，张五常都能体会到大陆友人的访港感受——他们偶然看到的相差悬殊的经济绩效，是他们有生以来最大的触动。张五常告诉他的学生，他所能想到的任何研究都难以超过研究这两个悬殊经济制度可能带来的成果。

宾默尔出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军空袭伦敦的困难时期。很小的时候，宾默尔就是一个不知疲倦的发明家和游戏爱好者。在他十几岁的时候，他发现了扑克游戏中的奥秘。后来，他甚至靠与家庭富裕的学生打牌来补贴自己的生活费。

大学毕业后，宾默尔一直想找一份好工作。但是经过多次面试，他最终发现，自己并不适合原来设想的那类工作。当时另一个选择就是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他的论文题目，是对伟大的纯数学家哈迪和里特伍德的风格进行的古典分析。最后，他成功地解决了他们遗留下来的一个问题，此时他对博弈论的兴趣显露出来了。

20世纪80年代，宾默尔在实验室中开始了有关博弈论方面的实验。此前，他曾经多次转换过研究领域，但自从开始研究博弈论，宾默尔就完完全全脱离了自己曾是其中一分子的纯数学领域。

他在剑桥丘吉尔学院担任了几个月的经济学教授，检验了自己作为经济学家的能力。发现自己能够胜任这一工作以后，他接受了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经济学系讲学一年的邀请。在这次访问中，宾默尔有两点很重要的体会：一是做一个经济学家获得的乐趣远比做一个数学家多得多；其次就是他有自称经济学家的资格。

90年代初期，宾默尔在伦敦的大学里找到了一份工作，还成功地获得了一笔政府资助，建立了用于研究进化动态的研究中心，其后，宾默尔的大部分时间都用于领导这一机构。政府提供资助的一个附带条件，就是要求他们的研究包括一些可以直接应用的部分。因此，研究中心用相当一部分时间寻找那些需要应用博弈论的工作。比如他们为英国政府设计第三代无线电话频道的拍卖方案的合同。他们还曾经作为专家，参与设计刚刚私有化的英国天然气行业储藏设施的出卖方案。其中，无线频道的拍卖设计尤其值得一提。

花费了两年多的时间，宾默尔与他的同事们一同设计了一种新型拍卖机制，于2000年3月对政府的五个第三代无线电频道的经营执照进行拍卖。事实证明，这一拍卖非常成功。政府原来预期拍卖可以得到30亿英镑的收益，而经过近八周共150回合的竞价以后，政府获得了224.7亿英镑的收益，超过原预期的七倍。

宾默尔本人认为，这一次拍卖兼顾了鼓励竞争与达到效率的目的。精心设计的一场拍卖，会创造出一个竞争的环境，迫使竞标者将他们的资金“放在他们的嘴上”，用钱来支持他们在拍卖场上的竞争。也有人批评了这次拍卖最后高昂的成交价，认为它使夺标者的前期投入成本过高，会使企业最后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宾默尔认为，如果企业这样做，它就会失去消费者；这些批评者可能忘记了，任何企业都只能按照市场所能承受的价格定价。